主持人：欢迎大家收听达州广播“开卷有益”节目携手市巴文化研究院重磅推出的“巴文化开讲啦”之“达州历史名人趣谈”系列访谈节目，本期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原副院长、巴山文学院院长、从事巴文化研究20多年的龚兢业老师。龚老师为我们开讲的是唐代大诗人元稹。

二贬通州：元和十年（815）正月，37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柳一同被放逐远州。3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籍。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白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们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稹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旧唐书·元稹传》）。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不仅被同朝官僚嫉妒而恨，而且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当时进士考试有猥滥之弊，权势子弟，多侥幸及第，“寒门俊造，十弃六七”（《旧唐书·王起传》）。本年贡举问题更大，元稹、李德裕、李绅证实段文昌的揭发，经王起、白居易重试，使权贵豪门子弟十人落榜，于是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评判。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元稹蒙冤被贬，确关心民间疾苦，采用均田赋的办法，补救两税法之失，措施具体，切实可行。长庆三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浙东六年，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元稹入朝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可是，恰在这时，李宗闵这个冤家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次年年初，元稹被迫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与于任所，终年53岁。

大唐历史的天空上，一颗璀璨夺目的诗星，备受风雨雷电之袭击后，不幸早陨，惊愕朝野，撼动神州。他获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含泪为其撰写墓志。他和帝王的死去一样，唐朝历史大事记中，赫然写着：“831年（唐大和五年），诗人元稹死。”

二、思想概况：创新集大成

元稹文学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不仅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有关，他的政治、哲学、文学主张等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

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英雄豪杰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接受孔孟学说较多，其人生理想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白居易）。辅佐时君，使之成为尧、舜般的帝王，使自己成为稷契、皋陶、伊尹般的贤臣，是初唐和盛唐以来诸多名相和大诗人的宏愿，杜甫如此，李白如此，陈子昂也如此。元稹十分崇拜他们，尤其崇拜杜甫，精读了杜甫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自小就“哀民生之多艰”，产生了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在信奉儒家“达者兼济天下”这点上，他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曾回忆年轻时的志向说：“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酬别致用》）而欲兴利除弊，治理天下，首先要认清社会矛盾，看透社会的弊端。认识社会弊端，他有切身体会，同时又广泛收集资料和系统研究。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之困苦，轻其徭戍赋税，抑制权豪、藩镇、宦官，改进科举，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广开言路，亲贤臣远小人，澄清吏治，去除宫市之弊，经略边疆，以重治贞观、开元之治。元稹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新主张，而且能身体力行。在拾遗、监察御史任上，他态度激进，不畏权势，严惩恶吏。在大唐历史上，由元稹惩处的有名有姓的贪官污吏达20人之多，至今被清晰地列表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

佛、道思想时隐时现：贬谪时期，元稹的思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理直气壮，虽累遭打击而不悔，曾自励曰：“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读罢此诗，其高贵品格、坚忍不屈，毫不逊色于“革命烈士”，足见元稹骨子里有一种傲视苍穹、不同流合污的浩然之气。这种品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巴结权贵，献媚他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彷徨苦闷，借酒浇愁，萌生出归隐的念头，并不时从佛、道说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元稹读《老子》、《庄子》，炼服丹药，与白居易有相似之处，但他的旷达无为只是身处逆境之时的一时之计，不如白居易遭遇打击后，日益信奉老子“知足不辱”，而“穷者独善其身”。一旦处境稍好，元稹的儒家思想又占据上风，兼济天下之志又重新昂扬。殊不知，一介文人与权贵相斗必死无疑之理，于是政治生涯风云变化，起落无常，直至暴卒流放之途。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代大诗人的悲剧。倘若他也和白居易一样，既遭朝廷三番五次罢黜，就该学学李太白“天子呼来不上船”，别再向朝廷迈进一步，干脆就处江湖之远，心忧天下就行了。作你的诗，行你的文不是更好，更能延年益寿吗？若是如此，你元稹再活20年、30年又何妨？那今天你才是"一枝独秀",白居易也许则成了"明日黄花",不如你风光呢？

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

文学革新思想突出  元稹的政治、哲学思想直接影响着他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他的文学思想凸现着“创新”二字，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唐朝通过盛唐时期的一度辉煌，也形成这个朝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后来者要超越这个高峰，或者企及这个高峰，没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华是妄想的。同时还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继承优秀传统而具备非凡的创新能力。进入中唐时期，有这样两个人出现了，那就是元稹和白居易。客观而论，元稹的才华和创新思维超越了白居易。他的文学思想与刘勰、钟嵘、陈子昂一脉相承，在上述各方面都提出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诗歌与现实关系密切，诗歌必须关注现实；重视诗歌的“骨格”、“兴寄”，主张诗人对待现实既要“美”，也要“刺”，态度鲜明；强调继承《诗经》、《离骚》以来的优良传统，在唐人尚未公认李白、杜甫伟大成就的时候，他第一个把李、杜并称，他和韩愈堪称推尊李、杜之“双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求变新，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他提倡创新与继承优良传统相辅相成。元稹从纷繁复杂的的文学创作现象中发现它、提倡它，其真知灼见不亚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肯定题材的多样化，他的题材论与他的其他理论相辅相成，构成较为完美的文学理论体系。

正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才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诗歌流派——“元和体”，才使他的诗歌能够穿越一千多年的历史烟云，至今还凸现着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学成就：中唐一盟主

元稹，中国唐代文坛上成就卓著,与白居易齐名, 世称“元白”。《全唐书》将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并排为“言诗”之列，“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中唐元和、长庆年间,在中国大地上曾形成“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的读者市场，此乃大唐以来中国诗坛上一条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开一代新诗之风气：元稹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就，而以诗歌成就最大，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成就较大的乐府诗、颇具特色的艳诗与悼亡诗、独树一帜的次韵排律等三个方面的诗歌，“在平易坦荡中呈现出丽绝华美”，与白居易一道开一代新诗之风气，形成流传至今的诗歌流派“元和体”（“长庆体”）。元稹与白居易之友情被传为文坛佳话。在诗歌形式上，元稹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开创“次韵相酬”之独特诗体，为当时诗坛带来鲜活的生命力和现实主义精神，“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

新乐府运动倡导者：他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堪称唐代乐府诗人之大家。他的成功，除了生活基础，多得力于他的乐府诗理论。元稹提倡写乐府诗，其心目中的最高境界之作是杜甫那些“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诗。贬官期间，他继续写着乐府诗，并开拓着新境界。由于严酷的政治形势，迫使他隐蔽锋芒；也由于思想更加成熟，认识到新乐府之新在精神实质，在意新语新，所以这时的作品，或不标“新题乐府”，如《连昌宫词》、《有鸟》等；或“新题”作“古题”；或直接标为“古题”，如《乐府古题》十九首。有的史家不明此意，竟说元稹在“贬谪之后，讽喻诗都不敢作了，走上了闲适的路”（胡适《白话文学史》）。从此，以讹传讹，几成定论，使得饱经谣传之蔽的元稹又添一层迷雾。《元氏长庆集》现存乐府诗四卷，有作品五十余题。它们涉及的对象很多。作者通过他五光十色的生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其中写民间疾苦的作品历来为世所重，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等。《田家词》、《估客乐》等诗都是新乐府诗的上乘之作，可与白居易的《卖炭翁》、《买花》媲美。最能说明他在新乐府创作上成熟程度的是他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这首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的诗，通过唐代洛阳附近的离宫——连昌宫边老人的见闻和经历，把离宫的兴废与唐王朝的盛衰自然联系起来。从玄宗王朝的兴衰到平定蜀中刘辟等之叛乱，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诗人尽收眼底。篇末借老人之口提出殷切期望：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作品以形象鲜明取胜。语言生动丰富，层次分明，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堪称唐代叙事诗的典范之作。

哀艳缠绵的爱情诗：元稹是李商隐之前大量写爱情诗的诗人，也是唐代唯一一位既大胆写自己恋爱生活又大胆写夫妻相爱的诗人。其爱情诗现存八十首左右。一是多写对青年时期恋人美好回忆的恋情诗。这类诗清新自然，哀艳缠绵，如《春晓》、《梦游春》、《会真诗》等。其中有不少是写给莺莺的，细细体会实在心生感慨。陈寅恪评价：“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后人多有轻狂浅薄之士人模仿其诗，没有真挚感情竟写艳诗，走上歧途，损害了诗人的声誉。效颦者的淫靡之风却不应有元稹负责。

悼亡诗满旧屏风：古人很少写夫妇之爱，一般悼亡诗泛泛而咏，晋代潘岳的《悼亡诗》能写真情真意，便受到人们称赞。其后长期无人相继，使他几乎成为空谷之音。直到元稹出来重新开拓诗境才改变了诗坛状况。他的悼亡诗，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都远远超过了潘岳的作品。元稹和妻子韦丛感情深厚，韦丛早逝，使他十分痛苦，触景生情，他写了许多悼亡之作，所谓“荀令香消潘簟空，悼亡诗满旧屏风。”这类诗最有名的是《三遣悲怀》，情文并茂，千古流传。唐以后只有苏试的悼亡词《江城子》堪与媲美。

绝唱千古的友情诗：元稹是一个珍惜朋友之情的人，和一些名诗人都有交往，所以表现友谊的诗不少。与白居易、韩愈、张籍、刘禹锡、柳宗元、薛涛等都有交往和诗歌唱和。写得最有特色的还是与白居易的酬唱诗。他们情同手足，而且始终不渝。《唐才子传》中对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记述说：“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无逾二公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诗人友谊之笃，前有李、杜，后有元、白，而元、白交往的密切又胜过李、杜。白居易《祭微之文》曰：

“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十章”，这在唐代诗坛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元白友谊诗在元稹集中俯拾即是。如在通州时写的“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写他惊闻白居易因直言极谏而遭贬的心情，以残灯风雨烘托气氛，令人倍感凄凉，倍觉沉痛。唐汝询《唐诗解》说：“非元、白心知，不能作此。”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前人已充分肯定了元稹的诗歌成就。

孤篇横绝的传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论到两大传奇作家，一个是李公佐，另一个就是元稹。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为唐人传奇之名篇。他在诗文上的素养，使他写起小说来挥洒自如，语言、意境等方面自比他人美绝一筹。更重要的是他又有恋爱的亲身经历。他在初恋后因另娶而造成的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应付道义之责，但他又确实热爱昔日的情侣，始终保持着美好的回忆。《莺莺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根据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这篇传奇也是作家着意好奇的产物，不过它的奇，与神怪无关，与梦境无关，与妓女无关。它的奇，奇在小说的主体部分写了封建婚姻所不容许的青年男女自己做主的恋爱生活。由此使《莺莺传》成为元稹传奇的孤篇横绝，也是在古代短篇小说历史上罕有其匹的。

散文成就需重新评价：元稹在散文、骈文上的成就，是以写作众多的作品达到的。《元氏长庆集》存文三十余卷，另有补遗五卷。其中策、书、奏、表、状、制诰、序、记、碑铭、行状、祭文、启、议、判，诸体具备。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他和白居易的平易文风合于语言发展的大趋势，对宋文平易文风的形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历来对元稹的骈、散文研究不够，其历史作用需重新评价。

元稹曾自编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全唐诗》中选其诗28卷。

元稹生活在盛世巅峰过后的中唐，他以自己深厚的文学理论和勤奋实践，为寻求突围的中唐文学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无论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与参加，诗歌内容的变革，诗歌理论的提出，诗歌唱和形式的创新，还是对唐文，尤其是对当时制诰文的弃旧图新，以及对唐传奇的发展繁荣，成绩显而易见，其在中唐文坛主盟者之一地位，无可置疑。

四、文学影响：千古更流芳

元稹以其卓越的才华、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流传甚广，受到历代诗人推崇和史家的重视。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众说纷纭、遭遇诽谤最为激烈的诗人。

也许争议越大，这个人越具有生命力。

诗文遗韵潜移默化：由元稹、白居易等发起进行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理论、有实践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新乐府诗歌，以及由元稹开之先河、白居易等参与完备，流传千年的诗歌派别“元和体”等，创一代诗歌革新之风气，不仅“诗到元和体变新”，“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后来，“元和体”这个概念被拓展，而指整个当时之诗风。其悼亡诗和艳情小诗别具美学价值，“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传奇作品《莺莺传》，一千多年来一直是读者喜爱的小说，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创作具有深远影响，题咏、改编者代不乏人。如宋代秦观、毛滂的《调笑令》词，话本《莺莺传》，官本杂居《莺莺六幺》，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皆以其故事人物创作而成，也都成了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之瑰宝。《菊花》、《古行宫》等诗歌被编进我国小学课本。2005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将《元稹集》列为《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元稹的诗文不仅国内流传，在唐代就蜚声海外，远播日本、朝鲜等国。《夜坐》等诗编入现今日本中、小学课本。近年来，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理事、元皇学馆教授鬼头有一率众徒两度重洋，赴达凭吊元稹。韩国金卿东先生对元稹生平等颇有研究。由元稹等著的法文版《中国唐代传奇》，传向西方。

研究成绩日益卓著：近百年来，中外学界在元稹生平、品格、诗歌、小说、作品整理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使这颗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星座重现光芒。卞孝萱的《元稹年谱》、王拾遗《元稹论稿》、刘维治《元稹评传》等，对元稹的生平事迹重新进行了探讨；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对元稹诗歌艺术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末，人们的研究角度更多，对诗歌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取，其中尤以卞孝萱、王拾遗、吴伟斌等人成绩显著；20世纪20 年代，胡适发表的《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认为他们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而作文学；从版本方面研究元稹的有傅增湘、万曼等，卞孝萱、冀勤等学者对元稹的作品进行了整理。近年来，全国及其通州后裔研究元稹的有识之士不断涌现，文章著述逐日增多，观点见解日益更新。

五、通州司马：百姓爱戴有加

唐宪忠元和十年（公元815年）3月，元稹因得罪朝廷官僚，被贬，而“一身骑马向通州”。四年司马岁月，他虽“垂死老病”，却忍辱负重，在“通州恓惶之地” 进入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同时，情系苍生，政绩卓著，深得通州人民之拥戴。

开启通州之文风：被贬为通州司马后，元稹潜心创作，完成了《连昌宫词》等代表作以及与白居易“次韵酬唱”诗180余首。通过其言传身教、诗咏唱和、骚客往来，开启了通州之良好学风与文风。故微之诗韵潜移达州、默化巴人，使这片土地一直文风盛行，诗人作家辈出、鸿篇巨著不断。尤其现当代，文学创作更为繁荣，“巴山作家群”闻名遐迩，诗歌方面亦是群星闪烁、交相辉映，足见元九遗风尚存，流芳千古。

留下珍贵之史迹：他在通州写的很多诗中都述及唐时通州之概况，如人口、地理环境、农业、城市、风俗、虫灾、水患、食货、物产等等，为地方历史之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清嘉庆《达县志》载：“通州，以元稹闻名。”通州因此曾建“六相祠”选元稹入祀颂扬之。《大清一统志·古迹通川故城》云：六相楼：在州内治。唐李峤、李适之、刘晏、韩滉、元稹、宋张商英皆尝官于此，后皆入相，故以名楼。旧在泮池侧，明嘉靖中移于学宫讲堂前。宋代祝穆《方舆胜览·达州》亦云：戛云亭：在南山，元稹为司马时立，下瞰江流，周览城邑。胜江亭：在州西三里，郡守王蕃因读江州司马白居易寄通州司马元稹诗，有“通州犹似胜江州”之句，因以名胜江亭。江馆。

督导农业之丰收：告诫百姓对庄稼除草薅苗，加强田间后期管理，以利庄稼生长，粮食丰收；他督导发展生产，减轻负担，发动州人“夹津而南，开山三十里，为来年农种张本”；带领通州人民兴修水利。还在南外翠屏山建戛云亭居宿，亲事农事，指挥农业生产，使通州生气复发。

祈福百姓之安康：针对“虫蛇白昼拦官道”、“人家恰似甑中居”的恶劣环境，他劝导百姓“大课芟銍”，铲除荒草、杂树，以利空气流通，阳光透射，使得人民身心健康；为早日结束通州人民“架木为巢居，刀耕火种少用牛"的原始生活，他数次率领官员、百姓，亲拟祝文《告畲三阳神文》、《告畲竹山神文》、《报三阳神文》等在华阳观祭天气，求上苍风调雨顺、来年丰收、百姓安康。

开创和谐之吏政：在接替刺史职务仅七个月中，他凭依监察御史之经验，整治吏政，出台优惠政策，“简用纪律，农劝事时，赏信罚必，市无欺夺，吏不侵轶。”大大改变了通州吏治落后的面貌。

佐证元九登高节之来历：元和十四（819）年正月初九，元稹离开通州时，百姓依依不舍，登高而望，目送天涯，留下了“元九登高”这一民俗。此后，每逢正月初九, 达城人倾巢出动，登高壮观，思古述怀，历千载而不衰，经沧桑而尤盛，实为国内罕见。2006年，达州市人大常委会顺乎民意，作出建立“元九登高节”的决定，将每年正月初九确定为“元九登高节”，使这一沿袭了一千多年的独特民间习俗得以固定化。

    “曾经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官至宰相，浮浮沉沉于宦海，惹来是是非非论千古，元稹其人其事是一个永远新颖的话题；诗成盟主，飘飘零零而文坛，吟下字字句句芳百世，元稹其诗其文是一簇永不凋谢的奇葩。

可怜孤松意，不与槐树同。

闲在高山顶，樛盘虬与龙。

屈为大厦栋，庇荫侯与公。

不肯作行伍，俱在尘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