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汉罗家坝遗址和渠县城坝遗址是川东北地区乃至全省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两大巴文化遗址。两大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青铜器，其上铸刻了数量和种类众多的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图形符号。这类符号，学术界多称之为巴蜀图语、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对这些图形符号的研究，历来是巴文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是深化巴文化研究阐释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高度重视这些图形符号的研究阐释和转化利用，安排专人对两大遗址的图语符号进行了全面整理，以有利于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展开。       

一、基本情况

两大遗址一共有55件器物有巴蜀图语，其中罗家坝遗址有46件、城坝遗址有9件，巴蜀图语达63种，只见于罗家坝遗址的符号有7种巴蜀图语。分布在铜兵器、铜印章、铜乐器以及少部分生产生活器物上，每一件器物上符号数量不等，最少的有1个，最多的有15个。有些铜兵器左右两面分布着不同的符号组合，依据种类和形态可分为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六大类。

从1999年至今，宣汉罗家坝遗址共经历了八次考古发掘，发现东周墓葬200余座。现已公布65座墓葬资料，其中有49座墓葬出土青铜器700余件，占墓葬总数的75％。

1999年，对罗家坝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50平方米，发掘6座墓葬依次编号为M34∽M39,其中有1件青铜矛上有巴蜀图语  。

        2003年，对罗家坝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50平方米，共清理东周秦汉时期的墓葬33座M1∽M33。其中26件青铜器上有巴蜀图语，主要分布在铜矛、铜剑、铜戈、铜印上，虎。

          2007年，对罗家坝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500平方米，共清理东周墓葬26座M40∽M65，其中17件青铜器上有巴蜀图语，主要分布在铜矛、铜剑、铜钺上，鸟鱼虎。

       城坝遗址出土文物中，有9件青铜器上有巴蜀图语，主要分布在铜钲、铜鐏、铜泡、铜    于、铜钺、铜戈、铜矛、铜缶上，巴蜀图语有鱼。

二、巴蜀图语研究综述

（一）巴蜀图语材料的搜集

回顾巴蜀图语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民国时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3卷7期上刊发《巴蜀文化》一文，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公布了48种巴蜀符号和150幅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表明近代学术史意义上的巴蜀图语研究开始起步。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李学勤先生的《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四川省博物院刘瑛的《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祐先生的《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的《巴蜀符号初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副馆长刘豫川的《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等文章为代表，这一阶段随着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正式提出了“巴蜀符号”“巴蜀图语”等概念，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史学博士罗开玉的《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初步研究》、西南大学张文先生的《巴蜀符号琐谈》、四川省文化厅研究员高文、高成刚先生的《巴蜀印章》、重庆师范大学管维良先生的《巴蜀符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先生的《考古背景中的巴蜀符号》等文章面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的《巴蜀徽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洪梅的《巴蜀符号集成》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对巴蜀图语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一阶段的巴蜀图语研究在考古新发现的支持下，研究方向越来越细分化。

巴蜀图语性质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对这些图语符号的认识逐步深入，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导致对于巴蜀图语这一概念的理解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是文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是文字，是图语、族徽或图腾、符号，甚至认为是多重性质的结合体。

1.文字说。此种说法最先由民国时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1942年3卷7期“巴蜀文化专号”上刊发的《巴蜀文化》一文提出，称巴蜀青铜器上的各种符号为“巴蜀文字”。又有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认为万县和郫县的两件青铜戈上的“铭文”，才是真正的巴蜀文字。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李学勤先生认为巴蜀符号是巴蜀地区的文字，可以分为“巴蜀符号甲”和“巴蜀符号乙”两大系统。史学博士罗开玉将巴蜀符号进行了五期区分，这是第一次对巴蜀文字断代。西南大学张文先生认为巴蜀符号其实是一种主要用于祭祀的会意文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洪梅认为戈铭很可能是汉字。

2.图语说。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祐先生认为“巴蜀图语”是当时人们表达语意的特殊符号——图像的语言。

3.族徽说或图腾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认为巴蜀器物上图形符号为巴蜀徽识，巴蜀图形——主要指各种组合形式，多数当是巴蜀人的徽识，包括部落联盟的徽识、部族徽识，甚至还有家族及个人的标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认为巴蜀符号是族徽。四川省文化厅研究员高文、高成刚先生认为巴蜀印章上的符号性质，应该系家族的族徽，可能是巴蜀两族以及所属各民族或部落的图腾象征，有部落或者氏族徽号的意义，也可能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或吉祥语性质的图语。达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平等认为巴人崇白虎之风由廪君始，巴人图腾转换是母系与父系氏族制度的变更所致。

4.符号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先生认为巴蜀符号及其组成的组合都在力图表现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他认为巴蜀符号并不是文字，应该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用于兵器上是庇护使用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江章华认为巴蜀图语就是一种符号，这些符号与传说和信仰相关，不同功能的器物上的巴蜀符号类型差异明显。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洪梅对巴蜀符号研究颇多，他们充分运用数字化统计分析技术，分析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尝试归纳出其中的语言学和不同空间维度的特征，分析与载体性质的关系。两位学者对宣汉罗家坝墓地出土文物上的巴蜀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归纳，认为罗家坝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数量大、种类多样，是四川盆地战国时期一处巴蜀文化重要的文化交流节点。同时，又以个案为例，对兰形、水草形、栅栏形、笋形、钟形、双戈戟形、棘戈、殊铭文的虎纹戈等符号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其中的“笋形”、“兰形”、“水草纹”、“钟形”、“罍形”、“栅栏形”符号单独进行研究。认为笋形流传在峡江地区的巴人区；水草纹不是区分巴蜀地区社会等级的标志；钟形符号和罍形符号是巴蜀中蜀人的标志性符号，而且是专属于蜀人社会上层的符号；兰形符号在巴蜀文化中的使用涉及到多个社会阶级，在蜀人地区是中上层阶级的专属，但在巴人区使用人群与社会层级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与一些其他符号共同出现在器物上，是作为语言中类似实词的用法来使用的；主要出现在川东地区的栅栏型符号，则应该是巴人上层所使用的符号。

5.多重性质的结合体。一些专家认为巴蜀图语不仅仅是某种单一的性质，应该是多种性质、功能的综合产物。重庆师范大学管维良先生认为巴蜀符号是一个内容庞杂的认知体系，它的主流是文字，也是图腾和徽识，也有部分的图画符号。

（三）巴蜀图语特点

在整理图语符号中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手心纹，而学术界围绕手心纹中的“心”纹争议颇多。手纹与心纹基本呈组合形式出现，极少有单独出现。民国时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将手纹旁带尾的桃形符号称“心”纹，并释为“得心应手”。考古、文博、历史和民族学专家邓少琴先生则释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心宿，暗指蜀王杜宇。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认为心纹如含苞待放的花蕾，为“葩”的象形字，引申为“巴”字。西南民族大学陈宗祥先生根据民俗学的调查研究，将其辨认为白海螺。

关于“”字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不一定是汉字的王字。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刘豫川认为“”即虎纹，可用为族徽或代表首领。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和王家祐先生认为“”字原是象征王权的斧钺形，遵循汉字意愿，即部族首领之义。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高级工程师钱玉趾认为巴蜀器物上的“”字符，是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其意义与汉字王相同，读音则可能不一定与汉字相同。

通过对大家八十余年巴蜀图语研究的回顾，我们看到学术界对巴蜀图语的关注度颇高，大家依据考古发掘资料，研究从不同的视角、更多的层面、别样的方法对巴蜀图语进行分析和诠释，从而破译隐藏在符号内的古代巴蜀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寻巴觅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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